助力国际履约，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交流中国科学院作为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国家履约协调组”成员和我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挂靠单位，为我国参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和《野生动植物公约》谈判、制定实施国内履约活动和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等工作提供了大量科技智力支撑。中国科学院联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完成《中国履行〈全球植物保护战略〉进展报告（2011—2020）》，全面客观分析了我国履约进展情况。中国科学院专家并在2018年“全球植物保护伙伴”大会上作了大会报告，在大会总结中，中国被列为履约先进国家。中国科学院是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简称“中国MAB”）秘书处挂靠单位。中国MAB自1978年成立以来，在促进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文化多样性保护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例如，协助中国34个自然保护地成功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创办了《人与生物圈》杂志，宣传国内外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案例和经验。中国科学院借助其在海外建设的联合研究机构和科教合作平台，联手全球科学家开展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变化、疾病防控等人类面临的共性问题。例如：依托中国科学院中-非联合研究中心，在肯尼亚建设植物园；并联合肯尼亚科学家，于2015年启动了《肯尼亚植物志》编撰工作，该工作将为东非地区的植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极为重要的基础本底信息和科学依据，同时为当地培养了后备人才。依托中国科学院中亚药物研发中心，联合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2017年启动了“中-乌全球葱园”建设，其目标是收集、保育和展示全球90%以上的葱属植物，为系统开展该属植物的科学研究、资源挖掘与利用、知识传播和环境教育等提供支撑。在“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ANSO）的框架下，中国科学院于2019年策划启动了“一带一路”植物园联盟建设，将搭建我国植物园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植物园的交流合作平台；以植物园为基础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提升“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为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中国力量。3全球生物多样性面临的挑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产物。纵观地球数十亿年生命的演化过程可以看出，生物多样性在不同地质时期的时空格局受到了地球环境变化的深刻影响，同时又在地球环境的演化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由于全球人口爆炸性增长、掠夺式土地利用和全球气候变化，已导致超过90%的自然生境丧失，现今生物多样性灭绝的速率甚至超出了地质历史时期前5次生物大灭绝。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2019年5月发表的报告称，受人类活动影响，全球近1/8物种面临灭绝威胁；细分下，有40%以上的两栖动物、33%的珊瑚礁和1/3以上的海洋哺乳动物受到生存威胁。栖息地碎片化、资源过度开发、环境污染、生物入侵和气候变化，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五大原因。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虽然取得长足的进展，但国内生物多样性下降的总体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在面临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乡村振兴、治理污染等一系列艰巨任务的同时，如何进一步做好新时代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是迫切要回答的问题。2020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意味着我国向世界宣布，继续坚持绿色复苏、绿色转型的发展道路，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倒逼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质量提升。这对今后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4对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建议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一项久久为功的系统性工作。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生物多样性仍面临着多方面的考验。一些生物多样性法律法规跟不上当前保护工作需求，若干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的本底数据不清，科技支撑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能力尚显不足等，在今后的工作中需要给予高度关注和重视。进一步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建设，加强物种迁地保护方面整体设计根据新形势、新要求，继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以适应当前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监管要求。加快修订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加强野生动物资源利用监管，确保野生动植物资源得到有效保护，从源头上控制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建议以现有生物物种资源保护、外来物种入侵等部级协调会工作机制为基础，系统规划国家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构建全链条、常态化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监管机制。建立鼓励各地合理利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优质生态资源，探索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机制。完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方法与应用，探索建立GEP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相结合的评价体系，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成效协同发展，用科技支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植物园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力量，是植物迁地保护的基地，其与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形成很好互补。然而，长期以来我国植物迁地保护缺乏国家层面的整体规划和统一部署，缺乏科学统一迁地保护协调机制，这制约了我国植物多样性迁地保护国家战略的实施，致使我国植物园建设管理泛公园化现象普遍。建议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框架下，建立自上而下的组织领导机制，明确各部门责任主体，打造覆盖全国主要生态类型的迁地保护与研究网络，以更好地支撑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加强生物资源现状调查，尤其重视关键地区我国生物资源相对丰富，但其“家底”数据多基于20世纪60—70年代甚至更早的调查结果。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生态环境变化很大，特别是土地利用变化、外来物种入侵等因素已使许多物种生存受到威胁，急需对国内生物资源现状进一步调查，从而为后续评估、预警、治理提供科学依据。国内具有全球保护意义的陆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如喜马拉雅南坡、高黎贡山，是目前战略生物资源收集的薄弱甚至空白地区。建议专项支持科研人员对这些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如植物、动物、大型真菌、苔藓、地衣等）及生态系统类型进行全面调查，查清生物多样性家底，并建设精细化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大数据服务平台，为跨境生态安全屏障保护和“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基础数据。加强科技支撑，针对关键问题，建立新型举国科研攻关模式科技支撑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础。目前，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已取得很大的进展，但在一些关键节点上还需要更深入、全面的研究。例如，物种濒危理论和自然种群恢复方面还存在许多空白，迁地保护理论与技术亟待提升。另外，一些新技术不断涌现，如人工智能的物种识别技术、生物多样性大数据深度挖掘技术，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资源开发利用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建议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梳理制约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关键问题；实行“揭榜挂帅”制度，建立新型举国科研攻关模式；加快推动新技术在实际场景下的应用，不断增强科技的供给能力，释放创新活力，促进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更好发展。加大生物资源库/馆整合，建立数据汇交共享机制目前，我国各类生物资源库缺乏统一的建设规范与数据标准，资源质量差异较大、共享水平参差不齐，除了少数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外，信息化水平普遍较低。大数据分析和共享数据平台的搭建是当前科学发展的趋势。建议以国家项目为牵引，打破行业部门间壁垒，加速推进科学数据标准化建设；加强现有生物资源库/馆整合，避免重复布局，依托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科学布局一批国家战略资源库/馆，加强标准化管理；探索建立完善的科学数据汇交、分享体系，促进大数据科研范式下重大生物多样性成果的产出。加强国际合作交流，积极牵头国际大科学计划/工程近些年，我国对科研创新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在平台设备上的投入持续增加，目前国内已建成一大批国际一流的科研条件平台。建议围绕全球尺度的生态环境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世界难题，充分利用国内现有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联合国外监测站点，积极提出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在全球范围开展大空间、大尺度的科学观测与研究，不断拓展国际合作网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5结束语人类是命运共同体，保护生态环境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共同责任。《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COP15）将于2021年在中国昆明举办，大会主题为“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Ecological Civilization-Building a Shared Future for All Life on Earth）；此次大会将审议通过未来1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议程，对世界和中国都意义重大。作为COP15的东道主，中国将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迈向新台阶，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